类别：范文 / 日期：2025-03-20 / 浏览：26 / 评论：0
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大名仰慕已久，知道她是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现今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奉读她的作品。我所谓的机会是指读她的英文原作。多年来我养成了用英语阅读的习惯，但凡我喜爱的外国作家，大都读其英语原著（或英文译本），觉得是一种享受。这样一来，我的日常生活中便多了一种消遣，即满世界去淘英文原版书。淘书就如同抽彩，随机性很大，靠的完全是运气。往往的，你特别渴望撞上的某某作家，却久久无缘谋面。阿特伍德就是这样一位。终于有一天，我在逛学院路邮局书店时（这是一家设在学院路邮局二层，主营进口二手英文图书的书店），我无意中发现了阿特伍德的这本《女仆故事》（The Handmaid’sTale）。其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真有如一个一贯背运的赌徒忽而摸中了六合彩。那一次可谓收获颇丰；此外，我还偶得了另外三本书，一本是多丽斯．莱辛的《合适的婚姻》，一本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早期随笔集《杂感集》；一本是爱丽斯．默多什的《黑王子》。除格林外，那三位竟都是女作家。
书买回来后，并没马上进入阅读。一是手头尚有在读的书，一是使那种兴奋沉寂冷却。刚得的几本新宠给摆在了书柜里最显眼处，闲暇时拿起来翻一翻。而且我最先读的并不是《女仆故事》，而是莱辛的那本《合适的婚姻》。之所以一下子选中它，也许是受到莱辛得了诺奖的蛊惑吧，另外在此之前我读过她的成名作《小草在歌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这本描写南非一个小城二战前夕中产阶级沉闷家庭生活的《合适的婚姻》的确读来感到很是沉闷冗长琐屑，缺少预期中的冲击力，读了一半便放弃了。我正在考虑下一个阅读目标时（我读书并无计划性，随兴致所至），《女仆故事》便进入了我的视野。说实话，此前我对阿特伍德并没有多少了解，只是久闻她的大名而已，更不知这《女仆故事》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尽管读了封底上的内容简介和各家对该书的赞语，也还是如在五里雾中。只是觉得书的封面设计很有特色，以黑红两色为主色调；左侧边沿一条黑色饰带，衬着金色竖排的阿特伍德的大名；右下方一块红色底衬上印着黄色的书名；书名上边是封面图画：一道高不可攀的砖砌围墙，墙下两个身穿拖地红色长袍、头戴宛如展翅欲飞的白鸽似的饰帽的人形，手提篮子，男女不辩（不过从那柔和的线条来看更像女人），显得有些形迹慌张；而投在身后墙上的影子又显得孤寂凄楚。整个画面充满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象征意味和神秘感，颇能引发人的遐思。每次拿起来闲翻时都会对着它犯一阵呆：当一本书让你觉得它是一个谜的时候，那你读它的时候就到了。我决定解开这个谜。
能在头几页就抓住我的书并不是很多；而这本《女仆故事》的确吸引了我。一开头它就把读者带入了一种阴冷、紧张、恐怖、恶梦般的气氛中。小说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们睡在一个废弃的体育馆里……”接着便提到了地板上的划线和失去篮网的篮板；空气中弥散着的往昔的汗臭；她们睡在相互分开的行军床上，不许讲话；昏暗的灯光；腰里挂着电警棍四处巡查的姆姆们；不许进来只能在门外持枪站岗的警卫；她们独特的只看对方在半黑的灯光下蠕动的嘴唇进行交流的方式；被剥光了一切可能致人死地的器物的室内环境，连窗玻璃都是防暴的……我立刻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她们是犯人吗？可是她们穿的那种大红袍和头上飞翔着的白鸽帽立刻就予以了否定：她们决不是来自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只能来源于作者的想像。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展开，这种超现实性更加明显。我预感到这又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或者说正合我的胃口的小说；根据我的阅读经验立刻断定，这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Dystopia）。我的判断没有错，小说写得十分精彩。正好利用“十一”长假，我静静地享受了一次难得的阅读之旅。
要想很好地评说《女仆故事》，我觉得有必要对反乌托邦小说赘言几句。所谓反乌托邦小说是指对人类未来在极权主义暴Z下的生存状态进行的寓言式描述，作品多为幻想性。它的开山鼻祖应该追朔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作家叶甫根尼．赞姆亚金的《我们》；后来这一小说形式在英国得到发扬光大，其代表作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部作品为反乌托邦小说确立了正式的身份；此后不时有这类小说问世，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就是前苏联流亡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依诺维奇的《莫斯科2042》。我一直对反乌托邦小说情有独钟，也颇为观注；《女仆故事》是我读到的又一本这类小说，可以说它为反乌托邦小说家族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反乌托邦小说具有三大要素：即未来性；幻想性；极权主义的残暴性。《女仆故事》也不例外。阿特伍德把故事的年代背景（具体时间没有交待）放在了未来的美国某一时期，这时的美国已落入一个通过军事政变而上台的军事集团手中，改国名为基利德共和国（Republic of Gilead）。国家意识形态退变为美国十七世纪的清教主义。国家体制变为神权政治国家。上帝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冒犯的。国家以上帝的名义组成了一个权力核心，这个权力核心由若干元帅组成。像任何一个极权政体一样，人民成为掌权者显示权力的对象，容不得丝毫的不同和违逆；整个国家都被纳入严密的临视之下，到处都布满了秘密警察（作品中称为眼线）；不断地有人被处死，尸首给挂在城墙上成排的铁钩子上示众。人民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相互提防，没有信任，没有亲情，没有朋友；人和人之间竖起一道无形的高墙，人人被逼进自己的内心，孤苦无告。
在这个国家中，女人被严格地划分为五大类：妻子；女仆；姆姆；玛莎和非女人。妻子就是经国家批准正式结婚的妇女；女仆是指具有生育能力专门被指定为代人生产的女人；姆姆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专门来教导管理女仆们；玛莎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佣人；非女人的命运最为悲惨，她们丧失了生育能力，或病或老，就像一堆垃圾一样被运往殖民地去清理核废料，任由生死；幸运的给运往农场去种地。国家制定了一项律令，宣布所有二婚及非婚同居关系均以通奸罪论处（在国家建国中期，这一政策还扩展为包括所有教会外缔结的婚姻）；男人被逮捕充军；孩子被没为国有，或由上层社会的无子女夫妇领养。女人则被送进再教育中心。再教育中心是国家设立的培养女仆的机构。这一机构专门为那些想要生育的社会精英们提供服务；并由于他们这样一种精英地位而合法占有她们，以生育出更加健康的下一代。那些颇能显示出生育能力的女人则成为他们的首选。
国家之所以制订这种政策，是因为国家人口在急剧减少（国家似乎在进行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兵员大大不足）。关于这种国情，作者在小说结尾的《关于﹤女仆故事﹥的历史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解释：“至于这种人口锐减的原因，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生育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无疑地要追溯到前基利德时期所广泛实行的各种计划生育政策，包括人工流产。还有一些不孕不育，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里，作者提到了艾滋病，核泄漏，农药和除草剂的广泛使用，有毒化学物质对环境的污染等，所有这些使死胎、小产和基因畸变普遍化，并在大幅度增长。因此基利德“废除了所有的生育控制，对妇女施行强制怀孕检测，多生多育者得到提升和奖励。”但是基利德宣布人工授精等医疗手段的生育为非法和不合教义，而采用生育代理人制。因为后者在《圣经》上有先例。这样，所谓的“女仆”便在基利德共和国诞生了。
小说主人公奥弗瑞蒂就是一位元帅家的女仆。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她原来是一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有丈夫和女儿。后来突然发生政变，图书馆被关闭，她失去工作；国家落入莫名军警控制之下，人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整个社会都处于惶恐不安中；不断地有人在出逃；也不断有人被捕。奥弗瑞蒂一家在跨越国境线时被卫兵发现，她被送进再教育中心，女儿被没为国有，丈夫鲁克下落不明。从此，对过去的回忆和与亲人团聚的渴望成为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奥弗瑞蒂这个名字是她进了元帅的家门后得到到，她的真名已被剥夺了（国家规定所有女仆的真实姓名都要废止）。她除了每天要挎着篮子去市场采购外（这是唯一符合她女仆称号的活计，但却并非她的主业），她的主要用途是为元帅生孩子。换句话说，她是国家分配给他的一个生育工具。因此，她要定期跟元帅爬上他妻子的大床，在妻子赛里娜．乔的大力协助（确切地说是监视）下进行交配，以生产出健康的孩子。但小说中并没有多少性爱场面描写，只不过是一些为了生育而进行的连续的机械运动；在基利德帝国，性爱的欢娱是被严格禁止的，那些胆敢偷欢的男女一旦被抓获，无一例外地被处死。小说中有一段对“拯救”的描述；所谓“拯救”就是由妻子和女仆们参加的专门对那些犯禁的女人的宣判会；会上要宣布她们的罪行，并当场执行死刑，尸首给挂在城楼门上示众。“拯救”的另一个环节就是女犯的男伴要交由与会的妻子和女仆们亲手处死，这是共和国赋与她们的唯一特权。其场面之惨烈可想而知。
因此，即使是身居高位的元帅，也不得表现出丝毫的“性趣”，更不能私下里背着妻子与他的女仆约会（平时根本见不到她）；否则都会为他惹来杀身之祸。从这一点来看，元帅家里的妻子似乎有着高于元帅的权力，或者说是他的监视者；关于生产下一代的问题都是由她来一手操办的；而元帅的工作只是负责下种而已。然而，元帅毕竟是元帅，也毕竟是男人，他开始通过他的司机尼克暗地里按排他们约会。奥弗瑞蒂开始很是吃惊，不知道元帅打的什么主意，因为无论对他们俩哪一个，这都是在冒生命危险。她对元帅没有好感，可是她太孤独太寂寞了，渴望与人交流，也因为好奇和对元帅的畏惧，只能冒险服从。她也渴望为元帅怀孕生孩子，那样她的地位就会提高，生活会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其实元帅约她见面没别的，也只是想与她有所交流；他邀请她玩一种传统的猜字游戏。约会几次后，俩人熟悉起来。她想用约会的代价为自己换得一些日常所需，比如擦脸霜；她得到了，但只能在他们约会时使用，他们都担心她用得多了他妻子会嗅出蛛丝马迹；他还给她看一本往昔留下来的没有被销毁的杂志。对这些物品，她都如饥似渴；在基利德帝国，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后来，他邀请她参加了一个秘密化装聚会；在这个聚会上他才真正完成了与她约会的最后一步。
但是奥弗瑞蒂始终没有怀孕，这让赛里娜．乔不得不怀疑她丈夫是不是患有不孕症。她也开始暗地里实施一项大胆的计划，就是让尼克与奥弗瑞蒂发生关系，以期生子。她同样渴望有孩子，但这也同样是一冒险之举；为了使奥弗瑞蒂就范，她甚至拿让她与女儿见面做诱饵。赛里娜本以为这是一次性的冒险，但却促成了他们俩的暗恋。后来在一次拯救大会上，一个先前生了孩子得到大家祝贺的女仆被处死，就因为后来发现这孩子并非他们家元帅的，而是偷情得来的。另外一位常与奥弗瑞蒂结伴去市场采购的女仆（女仆禁止单独外出）也在自已的住所上吊自杀，因为她暴露了她作为五月天地下组织成员的身份，而对于这一点，奥弗瑞蒂也是一个知情者。这一系列事件使她惶惶不安，这似乎预示着她的厄运也将来临。终于有一天，两个眼线出现在她的门口，但他们是尼克带来的；尼克暗示，他们是五月天的人，她可以跟他们走。奥弗瑞蒂的身影就此消失在那不祥的黑色闷罐车中。
妙就妙在小说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读者突然被领进了国际历史学会大会于2195年6月25日在迪那大学召开的第二十届基利德研究专题座谈会现场。主持会议的是迪那大学高加索人类学系教授M．C．蒙恩；做主题发言的是英国剑桥大学二十及二十一世纪档案馆主任，J．D．皮克斯托教授。这才是小说真正的结局，即：关于《女仆故事》的历史记录。这一出乎意料的结尾充分表现了阿特伍德作为一位西方小说家特有的智慧和高超的创作手段，她把读者从那种压抑、紧张、恐怖的世界一下子带进了一个更遥远的时空，一个充满学究式幽默的宽松活跃的历史学术研讨会。读者有种噩梦初醒之感，原来那黑暗的基利德帝国是一场历史的噩梦。通过皮克斯托教授风趣的演讲，使读者一下从小说中跳了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女仆故事》进行探索。原来这部书的原始材料是从班古城的遗址上发掘出来的，当时不过是一堆散乱的录音磁带，而播放这些磁带的机器早已作古；皮克斯托教授便请人重新造了一台播放机，于是他便听到了磁带上录制的一个女人的声音讲述的自己在基利德时期的遭遇；他跟他的助手沃德教授一同根据录音整理出现有的文本。文本的题目是整理者加上去的。接着皮克斯托教授还煞有介事地以一个考古学家的口吻，根据基利德当时的历史状况，对磁带的真伪和女主人公的真实身份进行了一番考证；并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环境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找到其历史原形，追踪他们的命运。其实，作为读者，完全可以把这段所谓的“历史记录”看成是作者对小说本身的解读，只不过是作家采用了这样一种巧妙的形式。
在反乌托邦小说家族中，《女仆故事》可谓一支独秀；它是我读到的唯一一本以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和感受极权主义制度的小说。因此，它不像其几位兄弟那样充满艰深的哲理思索，而更多的是一种诗性的敏锐和纤柔；就像一朵备受催残的玫瑰，在最终凋落前，尽可能地把那残香播撒于字里行间。一个胆怯、疲惫又充满渴望的女人的声音在娓娓地把她的身世向你道来，既有对那个世界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描述，又有内心最细腻感受的倾吐；其间穿插着对往昔、对母亲及丈夫和女儿的回忆；而现实和未来只有绝望和恐惧。小说的空间是紧紧地限定在奥弗瑞蒂的视界和内心感觉之内的，而她的活动范围又极其有限，完全被囿于元帅家里和城市中被红墙圈定的中心内；即使在这样狭小的范围里她的活动也是受到那个社会的重重限制：禁止与人随意交谈；禁止随意外出；处处设检查站要通行证，读起来使人备感压抑。关于这一点，阿特伍德有一段解释：“我仅仅从一个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女人的视角来着笔；通过这个女人的眼睛来揭示基利德帝国。这要比一个深入其内部的人物能给读者带来更大的欺骗性；她的信息是有限的。事实上，她的缺乏信息本身就是噩梦的一部分。”这正是作家高明之处，她极准确地抓住了极权主义的要害，难道任何一个极权政体不都是以对人的视听和头脑进行严密控制为特征的吗？人只有变成的聋子瞎子白痴才会甘心受制于人。小说中奥弗瑞蒂到市场去采购时有这样一段心理活动，就很说明问题：“这是基利德的中心，这儿是正在进行的战争触及不到的地方，除非在电视上；它的边界在哪儿，我们不清楚；这要根据进攻和反攻的状况而定；不过这里是中心，这是任什么也动摇不得的。基利德帝国，丽迪娅姆姆说，广阔无疆。基利德在你心中。”这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生存状态。
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是，阿特伍德就是利用这样极有限的空间，把整个基利德帝国建造出来。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那丰富的想象力和不竭的创造力。虽然空间狭小，但我们却生活在活生生的基利德帝国的心脏中，时刻感受到它那可怖的声息；那空寂无人的街道，城市上空动辄响起的警报；夜间不停地从窗口扫过的探照灯雪亮的灯光；凭证购物的方式及匮乏的物质供应，比如商店里能见到桔子便足以叫人欣喜；密布的眼线对人的监视并随时查验身份；文化的彻底灭迹，仅存的就是对其意识态进行赞美的颂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相互猜忌；国家对人的绝对占有和随意处置，等等。作家就是通过大量而丰富的细节描写及人物关系，为我们罗织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基利德帝国。
要是阿特伍德听到我用“子虚乌有”一词来比赋她这部作品，我想她一定会表示反对。她也许会说：“这虽是一部幻想之作，但决非子虚乌有。”这话是不错的；甚至每一位读者读过后也会表示赞同。在创作谈中，她再三强调本书写作的现实基础。她这样说：“任何一本书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堆积的材料上生成的一朵蘑菇云。长期以来我对历史上的极权主义政体及其在不同的社会中所采取的形式很感兴趣……我不停地从报纸上剪裁文章，我积累了大量的剪报来支持我书中所写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书中所写的无不是建立在人类史实基础之上的……”其实不只是这本《女仆故事》具有现实基础，所有的反乌托邦小说都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所依据的就是人类的极权主义这个毒瘤——这人性恶的集大成者。我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在读这部作品时，脑子里不停地闪现出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当这一历史和现实你作为一个亲历者时感受尤其深刻，你一边读会一边感叹：何其相象啊！
我觉得这块土地是最适宜产生反乌托邦小说的，它有着丰厚的土壤来滋养这一艺术形式。事实却恰恰相反，它产生在了西方。其中的奥妙怕是需要另一篇文章甚或一本书来探讨了。我也常常纳闷，在英美（包括加拿大）这样的举世公认的自由世界（俄罗斯暂且不说），何以会产生出反乌托邦小说这一艺术奇葩？在阅读过程，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些作家具有着极敏锐的感受力；他们就像是人类肌体上的淋巴细胞，时刻洞察着整个肌体的运转情况，一旦发现任何一点畸变，立即发出警报。我想这一比喻大概可以形象地说明反乌托邦小说产生的机理的。在谈到小说的背景何以会设在未来的美国时，阿特伍德这样说：“这本书根植于我对美国清教徒史的研究。他们当初在美国所建立的社会，并非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民主制度，而是一个神权政体。他们清除掉了任何一个非清教主义者。此外，更令我吃惊的是，美国的一些宗教领袖人物仍然在不断地进行类似的叫嚣；还有一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不容忽视的类似事件，特别是在伊朗崛起的唯一神教政体的狂热。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小说中所描绘的社会，除了时间和地点以外没什么是新鲜的。所有小说中发生的事件——就像结尾的“历史记录”中所阐明的那样——从前全都发生过，并且不只发生了一次。……历史将证明，过去曾发生过的，将来还会再发生。”这样说来，极权主义这一恶疾，是深深地刻写在人类的遗传基因当中的，它是人类的共性，它不一定在何时何地就暴发出来。
无疑作家在通过小说向世人发出警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所持的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她与人性恶的尖锐的对立。关于自己的创作倾向，阿特伍德这样说：“我曾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研究生，我抱有与维多利亚小说家们相同的信念，那就是：一部小说决不是简单的个人情感的宣泄媒介，更是为社会监查而存在的。我对这一点坚信不移。”不正是小说家所持的这种文学信念，才一次次地使读者为之震撼吗？正像有评论家对奥威尔的评价那样：“多一个人读了《一九八四》，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对阿特伍德，我们可以同样地说：多一个人读了《女仆故事》，就多了一份对人类极权恶疾的清醒认识。
也许对该小说的认识功能我谈得太多了，终究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是一部诉诸人的感知的艺术作品。对于小说的读者，完全不必事先考虑怎样认识它，只是一头扎进书里去亲身体味它就足够了。扎得越深感受也就会越多。读者自然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我相信，《女仆故事》肯定会给每一位认真的读者带来惊喜。
贝加，本名贺晓堂；1962年生人，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就职于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小说与戏剧创作。著有小说集《乐偷者说》；小说戏剧集《北京北》。《独立作家》专栏作家。
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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